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个问题,近两年来很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但国人有许多议论发表,即欧美人士亦注意到这个问题.各人的意见虽有不同,但归纳起来,大多数以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没有这种能力,而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环境不适宜的缘故,在《科学与技术》期刊上陈立先生《我国科学不发达之心理分析》一文里的结论是："中国科学之不发达,我曾溯源于：（一）拟人思想的泛生论；（二）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三）没有逻辑；（四）没有分工；（五）客观与主观的混淆；（六）理智的不诚实等等.但这一切我都指出,系反映着客观社会的组织,在宗法阶段的社会,便只有宗法社会的思想."
去年浙江大学夏令讲习会,钱宝琮先生《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演说里有这样几句话："我国历史上亦曾提倡过科学,而科学所以不为人重视者,实因中国人太重实用.如历法之应用早已发明.对于地圆之说,亦早知之.然因不再继续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学不能继续发展,而外国人则注重实用之外,尚能继续研究,由无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学能大有发展.为什么我国民族太注重实用呢?实由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使然.中国为大陆文化,人多以农业为主,只希望能自给自足之经济."
同样,中英科学合作馆英国李约瑟博士,在民三十三年湄潭举行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人会演讲里,亦以为近世科学之不能产生于中国,乃以同于环境即地理上、气候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四种阻力.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向来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和西方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气候方面,亦以大陆性甚强,所以水旱灾患容易发生,不得不有大规模的灌溉制度；而官僚化封建势力遂无以扫除.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秦朝以来,官僚士大夫专政阶段停留甚长,社会生产少有进展,造成商人阶级的没落.使中产阶级人民无由抬头,初期资本主义无由发展.而近世科学则与资本主义同将产生.
抗战前数年,德籍犹大人维特福格尔在他的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中,有一段专讲"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他开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半封建主义的欧洲,在经营规模并不大于中华帝国,甚至往往小于中华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完成了许多的科学发明和贡献.这一切显然是表示了初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特征,狂热地催促小资产阶级去积蓄势力的环境下所完成的."拉狄克在《中国历史上的根本问题》中曾经指出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西欧社会关系,和中国的这种关系有某种根本的差别.若不承认这种见解,则中国环境既和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环境一样,那为什么没引起科学的萌芽和科学的发展呢?"对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除了历史科学、语言科学和哲学而外,中国只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得到了真正科学上的成就.而就整个情形看来,那和工业生产的形成有关的自然科学,不过停滞于搜集经验法则的水准罢了.汉代或汉代以前的中国,为什么在数学上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假定这些科学的产生,是建筑在各种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水利工程上的社会秩序需要上；那么只有这个时代才是这些科学的成立时期吧?"接着他说："中国思想家们的智力,并没有用在那可以形成机械学体系的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面；并没有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根本的紧急任务,这个远东大国的根本智能,集中到了其他的课题,即农业秩序所产生的,及直接和农业秩序有关的,或在观念上反映着农业秩序的各种课题."他的结论是："他们在这里还不能够从亚细亚社会和欧洲社会的关联中,检讨亚细亚社会为什么不能以解体过程中的欧洲中世纪的半封建主义那样的方法和程度,去推进大规模的工业经营.我们仅仅确认这个事实：即是精密的自然科学的停滞,是和这种工业上的停滞互相平行的.中国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以只有贫弱的发达,井非由于偶然；而是那些妨碍自然科学发达的障碍所必然造成的结果."
上述四位作者对于本问题的结论,统归根到中国旧社会之不适宜于产生自然科学.钱主淙、
李约瑟和维持福格尔三位先生一致主张是农业社会的制度在作梗；陈立先生的意见是由于宗法社会的组织,两者的意见实是二而一.因为宗法社会只有以农业为经济核心时才能维持,才能发展.
据京都大学教授森谷克己的意见,宗法社会的功能是：（一）祭祀祖宗.（二）逢年逢节时合族的聚餐,（三）亲族的丧服,（四）同宗不婚的习惯,而最重要的是（五）它的经济功能,即古时所谓"兄弟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于宗,不足则资于宗"一族内财产之有无相通办法,（《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森谷克己又说："在中国原始的姓氏社会的诸多职能,在字法下是很多保存着的.在这里就出现了中国社会进化之一特性."农民安土重迁,可以和邻县邻村的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容易保持宗法社会制度.到了工商业逐渐发达,天下之大,随处可为家庭,宗法社会的制度,即无以维持.《吕氏春秋·上农篇》对于这点说得很透澈,"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未,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徒,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人民到皆有远志无有居德的时候,宗法社会决难维持了.
我们若承认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是由于中国社会农业势力之伟大,和工商业之不发达,接着就发生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能保持这种压倒的势力如此之久?英国拉斯基教授说："政治哲学必须以历史哲学为基础.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治史者各有各的观点.类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或者以为出于天命,或一种不可阻抑的势力,如黑格尔即作如此观；或者以为由于天气之变动,如热带宜于独裁,温带宜于民主；亦有把历史当做几个伟大人物的成功或失败事业史观者.但是经济生产方法的改进,最足以左右一切历史上的变动."（《理想与实际之国家》,英文）拉斯基又说："历史上变动最快的时代,亦就是经济生产方法变动最大的时代；历史上稳定的时代,亦即是经济生产方法比较固定的时代."而且他举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２０世纪初叶几个时期作为欧洲生产方法变动最大时期,亦是思想最灿烂时期.我们从经济生产的观点来研究欧洲近世科学之兴起,方能了解１６、１７世纪欧洲科学之进步,决非偶然之事.一般人以为近世科学起源于伽利略、牛顿几个伟大杰出人才,实是大误.自从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欧工商业大为活跃.海洋中船只之驾驶,需要专门工程知识；贸易繁盛,金市不足应付,矿冶迅速发展,而开矿时又发生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在１５世纪末,欧洲己有十六种机器为矿中去水的用途.航行发达,望远镜与罗盘针之制造日趋于精密.经纬之测定,又要天文知识.到１６６０年左右,英国有一班学者,专门为了好奇心所驱使,来集会讨论研究一切事物,
自宇宙以迄虫鱼.这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起头.英国皇家学会之所以成立于１７世纪中叶,亦非偶然之事.因当时富商巨贾之特兴,造成了一个有闲阶级,时常往来旅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孜孜为利,而是为求知心所驱使.这实在是近世科学之开端.
我们了解近代科学和社会进化的关系,再来看我国历史上是否有一个时代可以奖励工商业的发达,初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中产阶级能起而与专制封建势力相抗衡,如同１６、１７世纪欧洲新兴势力之与封建宗教相奋斗呢?历览两三千年我国历史,只有在战国到西汉中叶一个时期有此可能性；而这个时期亦是中国思想史、科学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马乘风《中国经济史》里说道,"内为战国时代之经济发展,所以随之以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亦均活跃异常.在中国文化史上来看,除了近代欧化势力东渐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时代.能够与战国之百家争鸣万壑奔流相比."张荫麟《中国史纲》中亦说："自从春秋以来,交通日渐发达,商业日渐进步,商人阶级在社会日占势力.
儒家法家虽统主张加以严厉裁制,--但汉代统一中国后,一方面废除关口和桥梁通过税,一方面开放山泽,人民垦殖,给工商业以发展的机会.此时牛耕逐渐推行,加以政府的放任,蓬勃之气象,为此后直至海诵以前,我国工商界没有超出过的."在汉代文景二帝时候,商人的势力最大,当时富商往往也是大地主,专川泽之利,管山川之饶,他们的生活,据晁错说："衣必文绣,食必粱肉,.因其宫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邀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犒,"继文景而君临帝国的汉武是一位好大喜功的人.他即位后第二年,即派张春去西域.从建元六年到元狩元年,十六年中,专力排击匈奴,计九次出塞,所斩获人数在十五万人以上,把河西走廊改设武威酒泉二郡.从元狩四年到太初五年,十七年中,又把南越、朝鲜、西南夷收为郡县.汉武开拓疆域,论时间与范围统是空前的,与西欧相比,这正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辟了广大殖民地,使工商业大可发展.据张荫鳞云："张骞使西域以后,各国报聘继续为郡国英豪或市井无赖辟了新的出路."照理论讲,文景之世商人势力既如此庞大,而接续汉武又开拓疆域,使工商业更有用武之地,那么初期资本主义就应该产生,而近代科学亦应该见萌芽了,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并不如此,其原因又何在呢?
地理的环境是有关系的,若是西域不是一片荒漠,而是一块沃土,如欧洲的乌克兰或是茫茫大海如大西洋,那大概我们历史上的发展就要大不相同.但这种推想,不能解决目前所讨论的问题,灌溉的制度和君主专制政权之确立,是平行不背的；但不是树立君主专制政权重要的因素.从战国时代魏西门豹凿十二渠,韩、郑国为秦凿径水渠,蜀李冰等筑灌县水渠,直到汉武帝在关中凿六渠,这期间水利的事业的确大有发展.黑格尔、恩格斯、马克思和马札尔辈统主张水利工事的统制,建立了中国专制政权.李约瑟和维尔亦多少抱这种见解.但建立秦汉专制政权的因素,决不只此一端,马乘风举出：（一）财政的管理及田赋的征收；（二）常备军之训练和调动；（三）各地执行民法和刑法的衙门；（四）专门选拔为皇帝作愚民政策,为国家做辨护士的考试和选拔制度.
这四者对于确立秦汉专制政权统比灌溉水利事业更加有力量.
但究竟哪一种势力能最有效地建树了帝王的政权,摧残了商业的发展,毁灭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呢?这我们不能不根据历史上的事实.在春秋时代,商业尚未发达,当时帝王并不感觉到商人夺取政权的威胁,所以《左传》有"务材顺农,通商惠工"之说；《国语》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之语.那时农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春秋时代经商的子贡,不失为孔子大弟子,太史公《货殖列传》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市以聘请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到了战国,铁器己普遍应用到农耕上；施肥的方法盛行,大规模的灌溉事业亦统建设起来；农业生产大大的增加,商业亦随之以活跃.自越之计然、秦之商秧以后,重农抑商,以农为本商为末之议论勃兴.汉代初期,工商业更有长足之进步.富商之衣食住,拟于王侯；收养豪杰,权倾人主.当时的知识阶级如贾谊、董仲舒之流,就统主张严厉地裁抑商人.但是裁抑自裁抑,舆论自舆论,而文景之世,商业势力仍然继长增高.所以晁错叹息道："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法律贵农人,而农人已贫贱矣."汉武开拓疆土,本可使工商业更形繁荣；但是相反的,商业于汉武之世反形凋落.这是因为根据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武帝厉行了三种制度,使商人统濒于破产.第一是商人加算,与听人告缗,始于元狩三年.明邱浚《世吏正纲》卷四云："古者关市之征,盖恶其专利,就征其税,非隐度其所积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于元光五年,既算其行者之车,至是又并算民车,且及舡焉；凡民不为吏不为三老骑士,苟有轻车,皆一算.商贾则倍之,缸五丈以上者出一算.匿而能告者以半畀之.匿而被告者称告缗."自告络令施行后,据说中产以上的商人,大抵破产.第二是商人不得名田.汉初富商大贾,亦多为大地主,或投资农村,如蜀宛氏之规定商人下得名田,即不得置产业；使商贾与大地主绝缘,商业资本遂以偏枯.第三是将当时最大的私人企业,盐和铁收归国营.这也是元狩三年的事,置盐宫凡二十八郡,铁官凡四十郡：设有私铸铁器及窜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据《史记·货殖列传》,秦汉之交的几位大富翁,以职业而论,多为矿冶.我们把货殖传的几个富翁,列举起来.猗顿用盐起家；郭纵以铁冶与王者相蜡富；巴蜀寡妇清传丹穴,擅利数世,秦始皇为筑怀清；蜀卓氏用铁冶富,至憧千人,田池财猎之乐拟于人君.此外以冶铁致富者,尚有程郑,宛孔氏,曹邴氏.惟白圭以善观时变,如今日之投机家,操纵市场.宣曲任氏以窖藏致富,乃今所谓囤积居奇.此外则齐师史以运输致富,乌氏倮以畜牧致富.假定司马迁这统计可靠的话,那么以盐铁起家致富的,在当时富翁总数里,十一个中要占到七个.自盐铁归为国有,这类财产就要被收没了.从上面所叙述之事
实看来,自春秋到汉初三百年中,我国商业有欣欣向荣的趋势,到汉武帝国势昌盛的时代,正应该继续发展,以达到像西洋初期资本主义的阶段,却为汉武帝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所打断了.
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亦是中国思想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诸子百家各种学说,统在此时出现,好比西方纪元前六百年到二百年时代的希腊.战国时代中国思想之所以突然解放,亦有其社会之背景.张荫麟说道："当封建时代的前期,贵族不独专有政权和田土,并且专有知识.闲暇和教育,是他们所独享的.在封建制度演化中,贵族的后裔,渐渐有降力平民的,知识遂渗人民间."（《中国史纲》第六章）马乘风亦说："战国时代以前,知识是贵族所独占的,贵族与农奴处于绝对不同的生活状态之下.到了战国时代,因为阶级关系的变动,昔日隶属关系之羁绊,已被打破,所以平民而求知识就成为可能的事了." （《中国古代经济史》第一册第二百六十一页〕因为求知识之机会由上层阶级推广至于中层,甚至于下层阶级,思想就骤然解放,而突然发生异彩,一时学说并陈.但何以在这思想解放的时代,科学的思潮不能发展?对于宇宙的观感,天然事物的剖析,中国赶不止希腊呢?对于这一点,张荫麟先生亦有很好的解答.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第十一期）这篇文章里,他说道："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于纯粹活动兴趣之上.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我国的《大学》、《中庸》来比,是极饶兴趣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玩.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差别还不够明显么?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荫麟先生所指出这中西文化在价值意识的差异,是极重要的一点,荫麟先生很谦虚他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可以解释这价值意识上的差异."据作者的意见,以为这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的关系.
希腊社会曾经经过游牧时代.她是一个半岛,沿岸布满了无数的小岛,所滨的海是内海,而非大洋,和海外来往是很便利的,所以商业从头即易于发达.我们是一个大陆国家,长江以北沿岸极少岛屿,一入茫茫大海,就毫无归宿.从殷墟时候起,即以农为主要经济生产.中国有史以来,并不知用乳酪.天上星宿,只有龙、凤、牛、龟,而没有畜牧时代主要的产业,山羊或绵羊.中国古代是否经过一个畜牧时代是疑问,即使经过亦必年代很久远,或是时间很短促.从殷商到汉初,经过至少一千二百年以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其束缚人民的思想、习惯、个性的势力自然非常雄厚.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人民个性的好处是诚朴、稳重、和平和坚忍；缺点是愚昧、自私、乏冒险心和不能合作.到如今,我们民族还仍然反映这种优点和缺点.《吕氏春秋·上农篇》云："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舍本而事未,则好智；好智则多作；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古代帝王就利用这理论来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能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以发展.
照上面所讲,希腊古代求知之精神既如此充足,为何希腊亦只能发达科学到一定阶段,而近世科学亦终不能实现呢,这其中重要因素,是由于奴隶制度盛行于希腊.所以古代希腊一班哲人,如发明几何学之毕达哥拉斯,主张原子论之德漠克利特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辈,虽有闲暇以沉思其高尚之理想,而不愿胼手既足以作实验,而近世科学,非手脑并用不行,英国拉伟教授说,"有闲阶级思想上之努力,可以得到理论上之发展；但有闲阶级不愿动手.奴隶阶级可以作实际之工作,但不敢奖励使之了解高深之理论,埃及希腊罗马之所以对科学上机械上贡献之有限度者,正以此数国社会上阶层之结构."故据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意见,生产劳动者不具有公民资格.希腊社会组织为有阶层的.希腊人之奴隶,即希腊人之机器.只需奴隶之代价便宜,即不需另觅代替品.反观我国社会情形,亦和希腊相似,孟子谓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士大夫阶级是劳心者,而农民苦力是劳力者.这样阶层机构,迄今还存在,长衫阶级以及学农学工的大学生,仍认动手做工为可耻,这种观念不改变,中国自然科学亦难望能发达.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而此种机构,此种思想,到如今还大部遗留着.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不肯再动手.在学校所习科目,只问其出路之好,待遇之丰,更不校量科目之基本训练如何,个人之兴趣如何.把利害之价值放在是非价值之上,而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亦只求科学之应用.怪不得维特福格尔说："在现在的日益走向解体过程中的中国,上层阶级和最高官厅,也对于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加以奖励.但他们所怀抱的意义,和西洋完全不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谁也不能否认."据容闳所著《西学东渐记》,谓同治六年,曾文正公方初定捻军回到上海,去就南京两江总督任,极注意于其亲自手创之江南制造厂,文正见之,大为欢喜,容闳因劝其设立兵工学校,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大为文正所赞许.从曾文正到现在,我们提倡科学已近八十年,而仍有人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或类似的谬论.希望原子弹之发现,能打破这班人的迷梦,而使中国科学人于光明灿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