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军机处是不是最高领导部门?都由些什么官组成?

清朝的军机处是不是最高领导部门?都由些什么官组成?
清朝的军机处是不是最高领导部门?都由些什么官组成?

清朝的军机处是不是最高领导部门?都由些什么官组成?
清朝初期,最高权力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主要由王公勋贵组成,国家大事主要由他们商议后再把统一意见上承皇帝,康熙亲政以后,为了加强皇权,增设了南书房,名义上是皇帝的书房,主要从翰林抽取侍读学士来充斥,但实际上主要为皇帝出谋划策,商讨国家大事,所以到了后来有一种说法叫做,不管你是什么级别,几品官,入了南书房就是宰相,同时康熙也将一部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转架给了六部,这就形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六部,南书房三大权力机构,三大机构相互监督,独自对皇帝负责,加强了皇权,也提高了办事效率,逐渐,南书房成了权力机构的核心,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在逐步减小,到了雍正即位后,为了打击政敌,也是出于对皇权的巩固和提高办事效率,设立了军机处,主要有亲信胤祥、张廷玉、隆科多等大臣,以及数十名翰林章京组成.处理全国军务,但实际上只是领受皇帝旨意,负责草写诏书而已,但是军机大臣仍有大量的权力,甚至六部都要对军机处负责.军机处不受其他部门约束,单独对皇帝负责.军机处的设立,使得皇权巩固达到了中国封建史上的地缝.乾隆时期,撤销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从此彻底成为全国权力的核心,涌现出一大批名臣.直到清朝末年.

1.是的，清朝的军机处是不是最高领导部门，其最高领导就是皇帝，直接削弱相权。
2.清朝的军机处机构
军机处，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
雍正七年，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由于军机处本是一个非常的临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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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的，清朝的军机处是不是最高领导部门，其最高领导就是皇帝，直接削弱相权。
2.清朝的军机处机构
军机处，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
雍正七年，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由于军机处本是一个非常的临时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就摆脱了正式官僚体系的壅滞、繁琐的毛病，非常适合皇帝加强君权的意愿，所以，在准噶尔战事平定之后，按理应裁撤军机处，但结果非但不将其撤销，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军机处的权力，使其超越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成为最主要的政治核心。
乾隆初年，一度改称“总理处”，旋复旧。军机处任职者无定员，最多时六或七人，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充任军机大臣，通称大军机。设首席军机大臣，或称领班军机大臣，一般由满族亲王或大学士担任。其他任职者按各人资历分别被任命为军机处行走、大臣上行走、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军机大臣须每天值班，等候皇帝随时召见。另选内阁中书等官充军机章京，通称小军机，满汉各半，掌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军机处具体职掌为：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议大政，议后提出处理意见，奏报皇帝裁夺；谳大狱，参与重大案件审拟；参与对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核；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等，用字寄上谕的名义对各地各部官员发布指令，凡特旨简放大员，如大学士、六部、九卿、督抚、将军、提督、学差、主考及驻外使臣，皆由军机处开单请旨。咸丰中成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军机处之权渐移。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责任内阁成立后撤销。
军机处的办事效率很高。根据内阁制度，下属官员有事题奏，或皇帝颁发诏旨，都是经过层层机构，辗转交送，常常要花费很多时间。军机处则不然，一切均由大臣和章京通同办理，皇帝有谕，随时奉诏承办，而且必须当日事当日毕。在通常情况下，军机大臣每日早5点左右进宫应召觐见皇帝，有时一天召见数次，主要是承受谕旨，然后回堂拟写。起先由大臣亲自主稿，后来才改由章京起草，大臣拟定。经皇帝认可后，按照谕旨的性质分“明发上谕”和“廷寄上谕”两种形式向下传达。明发上谕指交内阁发抄，宣示天下。廷寄上谕因奏请而降旨，事属机密，由军机大臣直接密寄具奏人。廷寄需封入信函，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根据事情的缓急，或马上飞递，即日行300里，或400里，或500里，或600里加急，一律由军机章京在封函上注明。封口及年月日处，加盖“办理军机处”银印。如遇特别机密紧要的密谕件，则由军机大臣自行缮写封固，上写“军机大臣密寄”。这一套廷寄制度，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大大加快了办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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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大多是内阁大臣和部分统兵将领充任。

是

名义上是.但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专权的工具.
翻看历史资料便知道,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皇权达到最顶峰.
中国皇权出现了一个高峰,一个顶峰.
高峰在宋朝,设立参知政事,实际是首辅宰相.从汉开始,皇权和相权(不一定是宰相,也有别的称谓)都是此消彼长的,皇帝的作为在许多地方受到宰相的节制,如唐太宗与魏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宋设参知政事,一共四位,这样实际上分了相权,相权对皇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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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上是.但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专权的工具.
翻看历史资料便知道,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皇权达到最顶峰.
中国皇权出现了一个高峰,一个顶峰.
高峰在宋朝,设立参知政事,实际是首辅宰相.从汉开始,皇权和相权(不一定是宰相,也有别的称谓)都是此消彼长的,皇帝的作为在许多地方受到宰相的节制,如唐太宗与魏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宋设参知政事,一共四位,这样实际上分了相权,相权对皇权的制约就减弱了.这就是中国皇权集权的一个高峰.
到了清朝,设全国最高军政机构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本人的秘书班子,这样以自己的秘书班子官理天下,有权的大臣更无法制约皇帝的言行了.这比宋朝更胜一筹.在清朝的制度中也很明显,八旗制度下,一切都是奴才,官做到最大,也是奴才,以治家的方式治国,皇帝才是最高领导者.而以前的皇帝虽然也是权在极位,但显然大臣对治国更有自主权.
与之相比的就是明朝,相权超越皇权,国家大室由大臣作主,类似于现在的君主立宪,只不过没有宪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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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对清代的一些评价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著
第五讲 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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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对清代的一些评价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著
第五讲 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子、清代的军机处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添一军机处。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机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军机处秘议。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也就等于如明朝般，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们上次讲，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第二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一个首长和其秘书，只算是同一个机关。张居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这便是不合理。倘使张居正正名定义是宰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须再送到皇帝。所以从制度论，张居正的办法终是讲不通。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皇帝的。因为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帝的一个“南书房”。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这是说办理军机的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这当然是皇帝了。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啊。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并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直到现在，还有传刻的雍正朱批上谕，这在清代政治上是一种了不得的圣旨。雍正是有名能专制的。他的上一代是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康熙也算是一个好皇帝，至于雍正便太专制了。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般统治中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又独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把，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丑、清代的六部尚书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
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全。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邹容也说：“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
深意存焉”。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已不须再分说。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灯。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收起

答那么长
是军机处，主要是内阁大臣组成，如大学士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