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鼓壶,牛为什么在鼓上?

牛鼓壶,牛为什么在鼓上?
牛鼓壶,牛为什么在鼓上?

牛鼓壶,牛为什么在鼓上?
它普普通通,但对人类一片忠诚.在远古时期,它为人类文明奉献牺牲,它的肉是最美的食物,它的皮可御寒过冬,它用血肉之躯,照亮了人类发展进步的路程,它以自己的血肉皮角全部献给人类,启迪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它谱写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之歌,它实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境界,它对人类取之少少,但对人类贡献多多!——这就是牛!普通而伟大的牛!
人类用勇敢和智慧驯服了野牛,从此人牛关系更加密切,它成了氏族的图腾,它成了能镇水安澜的神灵,它成了祭祀天地、祖先的祭品,它成了市场交易的准绳,它成了新女适人的嫁妆,它成了牧民财富的象征,它成了供应人类乳品的源头,它成了人类餐桌上的上乘美味,它成了人们运输、犁田的动力,它成了表达艺术家艺术灵魂的心声,它的精神是开拓者最好的寄托,它的鞠躬尽瘁、勤劳无私对人类的价值观已经达到最高顶峰!——这就是牛!与人类关系最密切、最纯正、最有教益的牛!
于是牛文化在人民中间拓展,牛文化中的佳话、神话、风俗、典故、诗词、歌赋、绘画、雕塑等等广为流传,深藏民间,深受百姓喜爱,可谓蔚为大观.中国民间的“鞭春牛”风俗流传甚广,《事物纪原》中说：“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汉书．礼仪志》中说：“立春日,……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吏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唐代诗人元稹的《生春》中有“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的诗句.宋朝景佑元年,全国颁行《土牛经》.清·康熙《济南府志·岁时》中说：“立春日,官吏各具彩杖,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之意焉.”《义县志·岁时》有“鞭春牛”的唱词：“一鞭曰风调雨顺,二鞭曰国泰民安,三鞭曰天子万岁春”.到清朝乾隆年间把立春鞭土牛列为国家庆典,每年专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于六月制订次年的芒神土牛图,颁发各地,作为印制芒神春牛的规范.可见牛对人的重要性和“鞭春牛”风俗广久不衰.
此外,关于牛的风俗还有很多,如贵州布依族于农历四月初八为牛贺岁,让牛休息,喂糯米饭,民歌唱道：“九名九姓独山州,南郊紫泉北石牛,年年四八牛王节,家家花饭摆门楼”；仡佬族农历十月初一为牛过节,称“牛王节”或“牛神节”；“侗族爱牛有传说,六月初六洗牛节,杀鸡杀鸭为牛庆,家家牵牛走下河,耕牛清洁又平安,五谷丰登农家乐”；云南丽江纳西族每年两次“敬牛王”,分别在六月和九月,由各家任选一天,给牛洗澡,清理牛舍,让牛休息；湖北一些地方每逢农历八月十五日为牛王过生日,给牛剥芋头做羹,称作牛羹；湖南流行几户人家共养一头牛,叫做“结牛财亲”；海南黎族农历十月给牛过节,由亩头主持,每头牛主人都要有一块“牛魂石”,收藏在家,并用“牛魂石”泡酒庆祝；广西僮族给牛过“脱轭节”,给牛吃五色饭和甜酒,人们唱牛歌：“世人听我说缘由,兽中最苦是耕牛,春夏秋冬苦出力,适时耕种求全收,规劝世人喜耕牛,人畜两旺乐悠悠”.
牛,也是画家喜欢创作的题材对象,唐朝韩以画牛著称,他的《五牛图》被视为国画珍品；画家李可染不但画牛著称,并以牛为师,他的画室喻为《师牛堂》；著名画家、雕塑家韩美林的牛画、牛雕独具一格；广东画家刘启端以画牛闻名海内外,一九九七年（牛年）香港回归他画一幅“百牛图”以示祝贺,并举办牛画展览.
历代文人以牛为题材创作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王维、柳宗元、元稹、于鹄、元结、张籍等；宋代的陆游、王安石、李纲、杨万里、黄庭坚、黄庶、邓文原等；元代的洪希文、舒顿、赵孟、周权、张庸等；明代的李东阳、曾鲸、高启、如兰、普明禅师等；清代的汤贻纷、朱彝尊、张赐宁等官员和著名诗人都有脍炙人口的咏牛诗,给人以启迪和美的享受.
现代写牛的诗文就更多了,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已家喻户晓.郭沫若的《水牛歌》中写道：“花有国花,人有国手,你是中国国兽,兽中泰斗”.李可染在他的牛画中写道：“给予人者多,取与人者寡,其为牛乎!”王茂亮的《牛颂》把牛的品格、功劳写得淋漓尽致：“大千世界,亿万生灵,鞠躬尽瘁,当属牛公.……牛之性格,憨厚宽容；任劳任怨,蔑利轻名；但为众生,不辞羸病；默默奉献,忍辱负重.德高如岳,品节如松.穷尽赞词,难状其功.今为牛颂,谨致推崇”.
在中国的词汇中,牛词典故很多,如：吴牛喘月、对牛弹琴、庖丁解牛、汗牛充栋、牛骥同皂、牛刀小试、牛鼎烹鸡、牛头马面、牛鬼蛇神、牛衣对泣、凤马牛不相及等等,牛已深深融入中华文化之中.
以牛为题材的戏剧不少,如《天河配》、《火牛阵》、《卧牛山》、《金牛关》、《斗牛官》、《小放牛》等等,充分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忠厚朴实、无私奉献、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老黄牛精神.
牛的艺术雕塑,古往今来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如已知出土文物中,有新石器时代安徽望江遗址出土的陶牛首,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出土的石雕牛头；有商朝后期湖南衡阳出土的铜牛觥；有西周中期陕西歧山县贺家村出土的铜牛尊；有汉代长沙河西出土十件陶牛,汉墓宁夏出土的夹牛,东汉墓甘肃武威出土的木牛、木车,东汉时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牛；有战国时期江苏武进淹城遗址出土的铜牛牺簋,战国后期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的铜犀牛尊；有唐代河南洛阳出土的五件彩陶牛,甘肃秦安杨家沟一号唐墓出土的三彩牛,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为修建黄河蒲津桥铸造的八尊大铁牛,长三米多,最重的一头四万五千公斤,一方面作为地锚拉住桥上铁索,另一方面,古人认为“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于是以牛镇水安澜,其中的四尊铁牛已于1991年在山西永济出土.
《资治通鉴·卷第四》载：
“田单乃收城中,得牛千余,为绛缯衣,画以五采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其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大惊,视牛皆龙文,所触尽死伤.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